“刑不上大夫”具体是指哪些人？他们犯罪就管不了吗？并不是_贵族_阶层_法律

历史的长河中，现代社会一直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而在古代，则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格言。然而，最早的刑罚制度中却存在着这样一条特殊规定：“刑不上大夫”。简单来说，这意味着大夫阶层不会受到刑罚的制裁。大夫在古代指的是地位显赫的士大夫、官员和贵族等阶层。因此，这一不平等的制度曾广泛存在于封建王朝之中，甚至社会底层百姓认为如果没有显赫的身份与特权，整个社会将显得不正常。

例如，开封府的包青天，其名声响彻古今，被誉为“青天三铡刀”。这三种铡刀分别用于不同的罪犯：龙头铡专门用来斩皇亲国戚，虎头铡用来惩治贪污腐败的官员，狗头铡则用于对付恶霸、土豪等祸害百姓的阶层。包青天施法公正，不分贵贱，至今依然为人传颂。那么，“刑不上大夫”究竟该如何理解呢？这一制度又如何影响着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发展？

展开剩余83%

西周时期，最早有关于“刑不上大夫”的记载。当时，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封建制中建立了分封制度，标志着宗法制度的兴起，开始了“家天下”的统治模式：小宗服从大宗，弟弟服从长兄，君主将土地分封给亲戚和部下，通过血缘关系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延续。而继承制度则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确保家族财产和权力能够顺利传承。

宗法制度的本质是为了确保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权力得到最大保障，维护其在社会中的长期稳定。而对底层百姓而言，只有无条件的服从和顺从。鲁迅曾批评中国历史的“吃人”现象，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这无尽的奴性思维，从这时起，老百姓便开始感到无力反抗。

统治阶级之间由于血缘关系常有紧密联系，尤其是君王，往往有亲戚的支持和帮助，再加上古代社会强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族观念，同族间的行为受到严格的礼教约束。礼节并非只限于上层阶级，周朝的礼法更是注重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化管理，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制度。例如，《礼记》中便提到：“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意思是，国君见到大夫时，应表现出尊重，大夫在见到士人时也应如此，只有在面对百姓时，才无需这些礼节。

后文提及，“刑不上大夫”的含义也可以从孔子的儒学思想中得到理解。孔子认为，国君若能任贤选能，即便大夫犯错，也应反映出国君在选人上的错误，而非单纯的刑罚。他认为，大夫应为道德楷模，无需通过刑罚来约束。然而，孔子的这一理想主义观点并未考虑到宗法制度下的复杂政治现实。

《孔子家语·五刑解》中记载：“大夫自裁”意味着，若大夫犯错，通常是自知罪行，主动选择自杀，而不需要外力施刑。这种自杀式的惩罚也与《左传·昭公三年》相呼应，表明贵族在犯法后往往选择以自杀来维护家族的尊严和荣耀。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士大夫为避免被羞辱，往往在遭遇刑罚前主动选择“自裁”，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士大夫“可杀而不可辱”。这反映了封建社会贵族阶层的道德自律以及他们对“刑不上大夫”这一文化传统的深刻认同。

同时，周朝的“八辟制度”明确规定，贵族官员如果犯了大罪，必须经过国家的裁决，经过皇帝审议后才会执行刑罚。儒家学说则提出“先请”制，要求官员犯错时先向皇帝报告，以求减免处罚。这种特殊的待遇进一步表明了“刑不上大夫”的制度。换句话说，贵族阶层在法律上享有特权，普通百姓则往往无法享有这种特权。

“刑不上大夫”的观念不仅使得贵族与百姓的法律地位存在巨大差异，也促进了封建社会“有教化的贵族治理无教化的百姓”的局面。士族贵族既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宰者，也拥有法律上的特权，这在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儒家与法家思想的冲突和融合，“刑不上大夫”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商鞅变法推动了秦国的崛起，也引发了对传统礼教的激烈辩论。商鞅主张“礼刑合并，共施一法”，并推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此举破坏了长达七百多年的“礼与刑分立”观念，推动了法律的普及和透明化。随着秦始皇的统一，法家思想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成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

到了汉代，儒家与法家思想逐渐达成妥协，形成了“礼法并行”的局面。贵族阶层的行为受到礼法的约束，而民众则主要受制于法家理论所制定的法律条文。尽管如此，在封建王朝中，“刑不上大夫”这一概念依然根深蒂固，直到今天我们仍能看到贵族阶层和普通百姓在面对法律时的不同待遇。

虽然贵族阶层在法律上拥有特权，但在实际操作中，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没有停止。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仍然存在，有时甚至会通过秘密处决来解决。这使得“刑不上大夫”的规则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意愿和权力结构。最终，法律上的等级制度在封建社会得到了深刻的体现，而士人则通过自我约束和高尚道德来维护其身份的尊严。

发布于：天津市